1978年4月，学校革命委员会撤销，黄钺锋重新担任校长，学校领导班子稳定下来。学校管理体制恢复到文革前的正常状态，即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。当年底，国家开始改革开放。

学校原来的造反派有的调走，有的回到原来的岗位。黄钺锋说，对造反派要“高抬贵手”，没有报复那些批斗过他的人。对那些家庭出身不好的教职工，不管是地主家庭，还是人人避之不及的“右派”家庭，他和党委书记王意明都一样地给予关照，一样地上门走访，从不另眼相看——在文革结束前就如此，确属不易。和谐共荣的校园就是这样形成的。王意明于1980年调走。

这是1976年黄钺锋与学生田径运动队的合影，依然保有军人风度。

黄钺锋对教师队伍格外重视，在多次调升工资时都向教师倾斜。1980年学校有204名教职工，成都铁路局给学校的调升工资指标只有66个，许多教职工参与竞争。经学校党委讨论决定，给教师37个指标，机关干部15个指标，工人14个指标。专任教师有89人，占全校教职工43.6%，得到了56%的指标。黄钺锋还在惋惜没有给教师更多的指标。

这时的黄钺锋身体已经不好了，已经带病工作好几年了。他每天拄着拐杖在校园里慢慢地走，像军人一样身板挺直，像父兄一样目光慈祥，看着身边的每一个老师、每一个学生，还有正在生长的一棵棵树。他关心着每一个教职工，经常帮助教职工家庭解决实际困难。有的教师生病了、受伤了，他都全力组织救治。

这是1979年黄校长与毕业生的合影（第二排右五）。那是改革开放初期，教学楼门厅反映了时代的氛围。

1980年10月，66岁的黄钺锋主动申请退居二线，改任顾问，得到成都铁路局批准；副校长凌受昭代理校长职务。文革带来的思想混乱、发展缓慢等后遗症还在，教职工生活又不方便，很多教师想调走。黄钺锋实在干不动了，学校党委开会还要邀请他参加，请他出谋划策。这年，全校普通中专生718人，短训班121人；学校占地68亩，全年办学经费48万元（铁道部拨款）。

1981年，王成统任学校党委书记兼代理校长。

1983年黄钺锋离休，算来在学校工作了23年。第一代创业者终于可以休息了，留下一个初具规模的中专学校——校园有一栋教学楼（兼实验室、办公室）、三栋学生宿舍（兼教职工单身宿舍）、三栋平房（食堂）、六栋教职工宿舍（其中三栋是干打垒房）、两排灰砖红瓦平房（校办工厂），在教学楼前有几个三合土的篮球场。普通中专生646人，短训班401人。

这所学校能够生存下来，首先源于他的坚守；这所学校能在成都铁路局居于领先地位，源于他对教育的执着，对教师的尊重。他真的开始颐养天年了吗？不。他住在学校，早就以校为家了。离休后，他时常拄着拐杖踱到教学楼，找青年教师谈心，了解他们的想法，解答他们的疑惑，鼓励他们成长。他说话还是慢条斯理地，他的北方口音依然那么亲切。

这是1985年黄钺锋受邀在开学典礼上。

这些是1985年开学典礼上的老师和学生，一派质朴之风。

1985年成都铁路局党委对黄钺锋解放前的经历作出结论，否定了造反派的攻击，一桩莫名公案拖了十几年终于了结。他一时激动写下这篇文字。

1988年，学校党委对他的评价是：“黄钺锋同志处处以身作则，为人正直，办事公正，不徇私情，关心职工，深得教职工爱戴。”

1990年，松柏山依然青翠，黄钺锋溘然长逝，每一棵梧桐树都飘下一片片枯叶。有的老师到灵堂长跪磕头；闻学明老师在家里嚎啕大哭，写下长诗《松茅山上的青松》以为纪念……

为了学校奠定坚实的发展基础，还有许多校领导和教职工默默耕耘、勇毅前行。

副校长刘作泉原是铁道车辆专业的教师，六十年代中期出任副校长，工作到八十年代初。他长期分管教学工作，对待工作极为负责，每天起床很早，参加学生早操。在文革中遭到不公正对待“靠边站”时，他也不闲着，每天到办公室描画教学图纸，画得极好。他的家在成都火车站附近，自己一人住在学校教学大楼的一间小办公室里。每个周六，他翻过松山走到内江火车站，乘坐火车回家，周日又乘坐火车返校，在家里停留的时间只有十几个小时，不停地奔忙操劳。

1965年大学毕业分配来校的卢志宏，是电力机车专业的教师，为电力机车专业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。1975年任副校长，协助黄钺锋克服文革带来的负面影响，稳定学校局面。几年后调成都铁路局教育处工作，后来任成都铁路运输学校校长。

还有前文提到的那些骨干教师……